活只吃“廩膳”會很窮，所以有窮秀才之稱。

以上跟據明代萬歷年《宛署雜談》、清代康熙年《明史》。

街頭挑擔賣油的小販：一年收入約20兩。計人民幣13216元。馮夢龍在萬歷年至天啟年寫有《三言》，其中《賣油郎獨專花魁》中秦重只有3兩白銀的本銀，街頭賣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開支，還能剩餘16兩白銀。“每日所賺的利息，又且儉吃儉用，積下東西來，置辦些日用家業，及身上衣服之類，並無妄廢。”除去一年用度剩餘16兩。所以記為年收入20兩。

殺豬的：範進的老丈人胡屠戶對窮秀才範進說，“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你問我借盤纏，我一天殺一個豬，還賺不得錢把銀子，都把與你去丟在水裏，叫我一家老小嗑西北風！”——《儒林外史》。一天一錢，一月3兩，一年有36兩，看來殺豬的收入直逼馬夫了。約23789元。

農民：農民的收入是多少？農民“人給地十五畝，蔬地二畝。”“新耕地免租三年。”假設古代耕種水平低只及現代的1/2或2/3，那麽農民每畝約能收入250或350斤大米，按300斤算，南方一年收二季，北方一年收一季，如果豐年加勤懇，南方農民均毛收入15750，北方農民人均毛收入7875，除掉農具、肥料、水利開支、畝稅（明朝每畝收稅一鬥，約20斤大米），如果一家七八口人幹起來，幾年裏蓋個優質磚瓦四合院不成問題。

明朝的物價（萬歷年）。

明朝物價：

大米白銀1兩=2石即377.6斤。合人民幣1.75元/斤。

上等豬肉白銀1錢六分=8斤合人民幣13.2元/斤。

上等羊肉白銀1錢二分=8斤合人民幣9.5元/斤

牛肉五斤白銀七分五厘合人民幣9.9元/斤

五斤重大鯉魚價白銀1錢合人民幣13.2元/斤

栗子五斤價白銀6分五厘合人民幣8.6元/斤

活肥雞一只價白銀4分合人民幣26.4元/只

白布四匹價白銀8錢合人民幣元132.2元/匹

綿花一斤價白銀6分合人民幣39.6元/斤

高級紅棗100斤價白銀2兩5錢合人民幣16.5元/斤

會試用黃絹傘二把價白銀六分合人民幣3元/把

刑部用鐵鍬五把價二錢五分合人民幣33元/把

官用桂圓重二斤八兩價一錢二分五厘合人民幣29.5元/斤

以上物價跟據明代萬歷年《宛署雜記》。

明代小說《水滸傳》中楊志東京賣刀的時候，牛二曾說“甚麽鳥刀，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一兩值1000文，一把菜刀30文約20元，考慮到當時沒有工業化煉鐵，這個菜刀價格也跟我們現在差不多。第四十四回戴宗楊林請石秀吃飯的時候楊林扔出一兩銀子讓店家隨便上酒菜。這600多元錢在我們現在大酒店裏還不夠，可是在小酒家裏也確實可以隨便上菜了。

房產價格：“可成道：‘在墳邊左近，有一所空房要賣，只要五十兩銀子。若買得他的，到也方便。’春兒就湊五十兩銀子，把與可成買房。”——《三言·趙春兒重旺曹家莊》低檔房產50兩一宅，約人民幣33040元。高等大宅院：1000萬以上。“施小舍人急於求售，落其圈套，房產值數千金，郭刁兒於中議估，只值四百金。”——《三言·桂員外途窮懺悔》。看來明朝有錢人的房子還是真夠貴的。

物價的穩定。明朝初幾年和末期時物價曾有過一兩白銀買一石大米，正統年間也有一兩可以買四石的年景，崇禎帝國亂時還有過二兩一石的物價。但比起民國末年物價天漲，總算銀子還是硬通貨。明朝的物價基本是平穩的，尤其是官俸硬比例，一兩比二石大米。對穩定貨幣價格有相當作用。

稅收。

《明史·食貨五》“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宛署雜談》“至萬歷十年內，又蒙題，將鋪行下三則免征稅契，買價不及四十兩及典價，一概免稅，其買價至四十兩以上者，每兩止稅銀壹分伍厘。”

《明史·食貨二》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鬥。”

《明史·食貨二》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畝一鬥至四鬥者各減十之二，四鬥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著為令。”

明朝的商稅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後來明朝皇帝與內閣考慮減輕國用以減少百姓負擔，萬歷時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販、年營業額在40兩白銀也就是在營業額少於26432元以下的免稅。——這算是照顧弱勢群體嗎？農民稅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鬥，後來民田稅收減為每畝一鬥米，約18.9斤。官田為一至三鬥多一點。人民稅收少，也跟明朝的政府機構精減有關，但發生戰爭時費用大量不夠，崇禎國亂時期，為求一點兵費，皇帝幾乎四處求告。萬歷年間最好收成時全國財政一年有200萬兩白銀，還是張居正改革搞下來的。明朝萬歷時總人口約6000萬，人均每年負擔國家稅支0.033兩白銀，約人民幣22元。

福利。

《明史·食貨一》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糧。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義冢。又行養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賜爵。覆下詔優恤遭難兵民。然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

明朝沒有叫化子和流浪漢，每個縣都有養濟院免費收留。《宛署雜記》載“每名口月給太倉米三鬥，歲給甲字庫布一匹。”入養濟院的條件是：“查都城內外之老疾孤貧者，籍其年以請。”由於有待遇以至於某些人發達了也不走，“間有家饒衣食、富於士民者。”也在裏面混個名字撈個實惠。遇水災旱災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國家給田每人15畝耕種，給牛和農具。貧民沒錢買地葬的，國家給地。老人八十歲以上的，國家賜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國家養老。不過要等到八十歲。

過節。

春節、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陽。對於現代瑞午節來說來說明代比較這個節日。

“朝廷每端午節，賜朝官吃糕粽於午門外，酒數行而出。文職大臣仍從駕幸後苑觀武臣射柳，事畢皆出。上迎母後幸內沼，看劃龍船，炮聲不絕。”——明代《菽園雜記》。

附錄：崇禎的性格分析

明思宗朱由檢 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覆雜的一個。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當然，覆雜性格的背後，是覆雜的政治形勢。農民思宗禦押起義、後金軍隊的入侵、災荒、大臣之間的黨同伐異，都是讓思宗頭痛的難題。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失誤都屬於正常。

在史學界，有一種所謂“17世紀危機”的理論，即認為17世紀中葉全球氣候變冷，導致處於溫帶的中國北方莊稼生長和收獲期明顯縮短，並進而引發饑荒和瘟疫，以及長江中下游稻米高產區因過度追求貨幣的增值而導致糧食匱乏，動搖了明王朝的社會與經濟基礎結構。清兵的入關與清朝的建立，才引導著中國從危機中走了出來。

這樣的理論，似乎也可以為思宗這個亡國之君開脫了。孟森說：“思宗而在萬歷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思宗死的時候，也是這樣自解的。此後，歷史學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然而，人才何代無之？要在知人善任罷了。然而崇禎一朝“有君而無臣”。思宗既想有心為治，卻不識用人之道，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而且，孟森也說思宗“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因此，一方面，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皇帝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劑。

自信：除魏忠賢“神明自運”四字，是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市）名士夏允彜對思宗除去太監魏忠賢一事的評價。稍後的歷史學家如談遷等人，對於思宗在除魏忠賢一事上所表現出來的穩重、魄力，都嘆賞不已。的確，在天啟末年和崇禎初年，思宗的政治才能曾曇花一現般絢麗奪目。他在接替自己的長兄朱由校的皇位之後，很快進入角色，並順利排除一切影響他皇位和執政的因素。在明代歷史中，思宗幹得最漂亮的一件事，無疑是在不動聲色中除去了權傾朝野的魏忠賢。

天啟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天啟皇帝死後的第三天，朱由檢正式即皇帝位，定次思宗手書“九思”年改元崇禎。當時，魏忠賢以司禮監秉筆太監提督東廠。魏忠賢的親信田爾耕為錦衣衛提督；崔呈秀為兵部尚書。朝廷內外自內閣、六部乃至四方總督、巡撫，遍布魏忠賢的死黨。魏忠賢不敢公然加害思宗，只是因為明代皇權的權威而不敢輕舉妄動，但是，暗中的毒害還是有可能的。所以，思宗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宮當天，一夜未眠，取來巡視宦官身上的佩劍以防身，又牢記皇嫂張皇後的告誡，不吃宮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麥餅。整個宮中，都處在一種非常恐怖和壓抑的氣氛當中。登基之後的思宗，深知要除去魏忠賢，必須要首先穩固自己的地位並保證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樣，優待魏忠賢和客氏，一面將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宮女逐漸帶到了宮中，以保證自己的安全。

魏忠賢對於思宗，則始終無法揣透其心意。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將如何對待他。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給思宗。思宗在明代皇帝中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怎麽好色。在當時戰戰兢兢的心態下，思宗自然對美色更無興趣了。

據說，思宗怕引起魏忠賢的擔心，將魏忠賢送來的4名絕色女子全部留了下來，但卻仔細地將4名女子都搜了身。結果，4名女子的裙帶頂端都系著一顆細小的藥丸，宮中稱為“迷魂香”，實際上是一種能自然揮發的春藥。思宗命4人將藥丸毀去。魏忠賢千方百計地想導引思宗做一個荒淫的皇帝，一計不成，另生一計，就派一個小太監坐在宮中的覆壁內，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氳著一種奇異的幽香，以達到催情的效果。這一招，同樣被思宗識破，並大發感嘆說：“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

既然美色無法打動思宗，魏忠賢於是幹脆采用更赤裸的試探方式。這時，一思宗手跡些無恥的臣工們仍然不停地上疏為魏忠賢大唱頌歌，思宗讀這些奏疏的時候，總是“且閱且笑”。魏忠賢於是在九月二十五日向皇帝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請求停止為他建造生祠的活動。思宗的批覆是不溫不火：“以後各處生祠，其欲舉未行者，概行停止。”這樣一次順水推舟之舉，便抑止了朝野上下對於魏忠賢的進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賢的惱怒。相反，思宗還不斷地嘉獎魏忠賢、王體乾、崔呈秀等人。自然，思宗心中明白，這一切早晚都會收回來的。他在靜靜地等候時機，卻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賢的影響力。

政治鬥爭是非常微妙的。也許，當時朝廷中的大臣們，都在尋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機的，有不動聲色的，有戇（zhuànɡ）直冒死直諫的。因此，最後倒魏的時機竟然首先是由魏忠賢的黨羽發動的。天啟七年（1627）十月十三日，禦史楊維垣上疏彈劾崔呈秀，卻美化“廠臣”魏忠賢——“呈秀毫無益於廠臣，而且若為廠臣累。蓋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不愛錢而呈秀貪，廠臣尚知為國為民，而呈秀惟知恃權納賄”。這擺明了是丟車保帥之策。思宗自然知道時任兵部尚書的崔呈秀在閹黨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賢門下號稱“五虎”之一，是魏忠賢的得力幹將。而且，由於是魏忠賢的親信，崔呈秀的兒子崔鐸雖然目不識丁卻還能中進士。逐去崔呈秀等於斷了魏忠賢一臂。在靜候了7天後，思宗決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書一職，令他回鄉守制。此一舉動，等於是掀開了倒魏的大幕。

敏銳的官員們覺察到政治局勢的動向，於是揭發和彈劾魏忠賢的奏疏開始接二連三地出現。十月二十二日，工部主事陸澄源彈劾魏忠賢；十月二十四日，兵部主事錢元愨（què）彈劾魏忠賢；十月二十五日，刑部員外郎史躬盛彈劾魏忠賢。直到二十六日，思宗一直不動聲色，任由著臣工們攻擊魏忠賢的高潮一波勝過一波，中間還得面對魏忠賢的哭訴，依然無動於衷。十月二十六日，海鹽縣貢生錢嘉征上疏攻擊魏忠賢十大罪狀：一，並帝；二，蔑後；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攻；九，傷民財；十，褻名器。應當說，錢嘉征此疏並不是空洞的議論，十條罪名大都可以坐實。

於是，思宗立即開始行動，召魏忠賢，命令太監當著魏忠賢的面宣讀了錢嘉征的奏疏。魏忠賢“震恐傷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賭友——原信王府太監徐應元，討教對策。徐應元勸魏忠賢辭去爵位，也許可以保富貴。次日，魏忠賢請求引疾辭爵，得到思宗的允許。十一月初一日，思宗斥責徐應元，並再次將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賢是過慣了有權有勢生活的人，出京的時候竟然還帶著衛兵1000人、40餘輛大車浩浩蕩蕩地向南去了。一個戴罪的宦官竟然還敢如此跋扈，無疑進一步刺激了思宗敏感的神經。於是，思宗接著下了一道諭旨，命錦衣衛旗校將魏忠賢緝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縣（今河北阜城）南關的旅舍中，親兵散盡的魏忠賢孤零零地呆在旅館裏，聽著旁邊房間裏一位書生的《桂枝兒》小曲。只聽得“勢去時衰，零落如飄草……似這般荒涼也，真個不如死”，魏忠賢在旅館中繞房疾走，自縊而亡。從此，樹倒猢猻散，清算魏忠賢餘黨的行動也很快就著手進行了。在思宗的一再嚴厲督責下，崇禎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所謂閹黨逆案終於定讞（yàn）。

思宗能除去魏忠賢，固然說明了明代皇權的至高無上地位，再有權勢的宦官，其實只是能借助皇權為惡罷了，很難動皇權分毫。然而，思宗在除去魏忠賢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膽略，還是令人欽佩。緊接著欽定逆案，無疑更進一步肅清了魏忠賢的政治影響。這些，都體現了思宗的遠見卓識。然而，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賢一事，顯然讓他對於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他在此後十餘年的統治中，事事獨斷，事事親為，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這樣，思宗的自信，慢慢地變成了自負，變成了剛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為明代最勤袁崇煥像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親為卻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雖然不是亡國之君，但事事乃亡國之象。然而，崇禎帝之亡國，未必與己無關，如殺袁崇煥一節，即是愚蠢的自毀長城之舉。

多疑：殺袁崇煥思宗的多疑，在明代歷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經有一個名叫陜嗣宗的禦史上疏指出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條即“日涉於猜疑而不自知”。在處理袁崇煥問題上，思宗從極度信任逐漸轉為極度生疑。

第一卷 風起於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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